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987年9月中旬，我们班三十余位同学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山城重庆，就此开启了我们的建筑人生。专业名称历经多次调整，大家仍然习惯称暖通专业，学校也几经更名，最终并入了重庆大学。
当时我们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出远门，在“绿皮车”时代，中转、行李托运是标配，飞机、私家车都是不敢奢望的。我从武汉到重庆，火车走的“襄渝线”，今天3~5小时的高铁车程，当时折腾了24小时才到，印象中火车一直在隧道与桥梁中穿行，从陕西境内兜了一圈才进入重庆。下了火车，站在地面上，依然仿佛感到大地在抖动。另外一种交通方案是走水路，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，过湖南，穿三峡，由朝天门进入重庆，时间需要三天两夜。水路交通因时间过于松散，早就无法适应时代需要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对于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少年，重庆满目都是新奇。学校每月给我们发放粮票，有一半左右的面食比例，我很快就适应了学校食堂的麻辣美味。那时候通讯、交通都不发达，与家人朋友的联系方式主要还是依赖写信。校园里的张贴栏非常热闹，各种海报都有，也是我们重要的信息来源。在那里各地同乡会活动的海报层出不穷，同乡会也成了出门在外学子的一个重要交际圈。另外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学校里很多老师授课也用重庆方言。我们宿舍住了五位同学，大家始终相处融洽，经常一起吃火锅、外出游玩。作为中国建筑从业者的缩影，我们近四十年的职业经历也基本反映了建筑行业的发展过程。
老杨来自贵阳，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。当时的学校里面，贵州人给人的印象都是人狠话不多，白面书生老杨是个例外。老杨经常笑嘻嘻的，不仅话多，交际面也极广。他酷爱跳舞，常常流连在沙坪坝多所高校的周末舞会上。他说，握着女同学的小手，伴随着音乐起舞，好似在云端漫步。在他的强大人脉支持下，我们与一间女生寝室结为友好宿舍，实现了女生们来我们宿舍的单向访问（女生宿舍不开放）。记得我们两间友好宿舍成员曾一同外出游玩、逛美术馆。在学校时，老杨的酒量还未经历练，有一次喝醉了，在寝室呼喊他暗恋的高中女同学名字。毕业后老杨分配回到贵阳的中建四局，早期跟我通信，说去公司总部报到后，言语冲撞了干部科领导，于是他就再分配到了离家较远的遵义，在建筑工地当了几年“丘二”，还亲自动手爬脚手架打冲击钻，一不小心在眼角留下了伤疤。中建四局后来从贵阳搬到广州，老杨一家也在广州落户。随着四局的做大做强，老杨的级别也与年龄一起升高，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“飞行检查”。我们还几次在不同城市碰面，少不了把酒言欢，只是他的酒量已经深不见底了。
老王来自福建三明，身材和我差不多，都属于短小精干型。老王好像家境不错，大约属于那个时代的“万元户”，在学校时就拥有了一台单反相机，在那个柯达-富士-乐凯三分天下的胶片时代，拍照的成本很高，每拍一张照片，就看到老王用笔记录下日期、光圈和快门，研究最佳的冲印效果，也为我们宿舍留下了不少难忘的瞬间。他们老家的“沙县小吃”今天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，但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听说过。生活中老王言语不多，总给人以踏实可信的感觉。毕业后他分配到福州的中建七局，大多数时间都呆在这个南方城市。有段时间他在河南主持项目工作，我出差郑州他正好回总部述职，未能碰面。随着公司的发展，沉稳实干的老王逐渐变成了中建海峡的领导，多年后到上海来巡视工作，召见我去他们浦东的项目附近喝酒。老王身高依旧，但腰间明显壮实了许多。老王早就不喝白酒了，我们从头到尾喝的都是红酒，最后把我喝得记忆断片，被他的下属开车送回家的。
老谭来自“巴人故里”四川达州，我每次坐火车去重庆都要经过他们那儿。老谭是我们班为数不多的当地人（当时四川重庆未分开）。我们宿舍几位同学听不懂老师上课、学说重庆话等，他都成了当仁不让的老师。老谭有着一头乌黑卷曲的头发，天然的蘑菇头发型。上学时他从家里给我们带过达州特产：灯影牛肉和老腊肉，当时宿舍里也没有加热条件，腊肉只能冷吃，他告诫我们，肠胃不好的不要尝试。老谭毕业后分配到了重庆一建，一直没有离开重庆，我们回校，都是他们几位在重庆的同学负责联络张罗。有一次我到重庆出差，班主任张老师、老谭和几位重庆同学邀请我在三峡广场吃火锅，我多喝了点，他们送我坐上出租车去机场。等我酒醒一看，发现我坐在候机厅，飞机早就跑了，手机、眼镜都不翼而飞，还好随身背包还在，我改签赶上了最后一个航班。老谭所在的重庆一建经历了多次股权变动，他作为公司高层难免要面对资本的勾心斗角，烦恼事不断，烦恼丝却没有了，一头秀发荡然无存。最近听说重庆一建的资产流失殆尽，名存实亡。老谭和他的部下们面对强大的资本，无法力挽狂澜，只能被迫另起炉灶，期待他们能实现新的辉煌。
同舍的5位同学 ▲
左起：老杨、老王、笔者、老谭、老皮
重庆长江大桥雕塑《春》，1987年
老皮来自天津武清，性格上也属于内向寡言型。在中学时就喜欢和他兄弟下象棋，棋艺应该不错。我和老皮有次一起外出，在渝碚路校门口街头看见一位老头摆残局，老皮跃跃欲试，上去同老头切磋，十来秒钟就输了5元钱，回来懊恼不已。我们在学校时，围棋因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中的神勇表现而大热，我也是那时刚学会的。晚上宿舍熄灯后，老皮经常缠着我点蜡烛下围棋，没多久我已经下不过他了。毕业后我公派去了日本，日本报纸上经常有围棋的死活题，我当时给他写信，会在信封上抄上一道死活题给他做。老皮毕业后分配回天津塘沽的中建六局，据说曾经在六局的职工围棋比赛中进入过前三甲。我有次去天津出差，他找了一家茶馆，陪我“闲敲棋子落灯花”，一直下棋到深夜。千禧年前后，中建六局经营遇到一些问题，老皮等一些中坚力量都被迫另谋出路，是我们同学中较早离开体制内的人。后面的创业充满艰辛与波折，但老皮已经养成了与世无争的性格，小日子过得倒也悠闲自在。我自己因为从小就向往博士，学习一直很努力，在学校时去得较多的是沙坪坝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，在那里听过不少讲座。曾经因为听过重庆师范学院一位老师的人文讲座，还专门找到这位老师的单身宿舍咨询问题。1989年电视纪录片《河殇》播出后，引起了较多的争议，我记得当时看了也很受震动，跑遍沙坪坝大街小巷很多书摊、结交了不少摊主想买到它的解说词，没多久《河殇》就被禁了。我学习上比较轻松，在考试中也少不了照顾宿舍的同学。毕业时赶上公派考试去日本进修，但按照分配制度户口档案等落在武汉的中建三局，回国后在中建三局服务过2年，随后通过考研离开企业进入高校，也一直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。我们班30多位同学，少数同学通过考研、移民出国彻底转行，大多数同学都亲历了建筑行业的高速发展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其受益者，有几位同学还早早实现了财富自由。从南到北，我每次出差到不同城市，只要有空都会找到同学聊天，了解近况。据我所知，近半数同学还在毕业分配的单位，都已成了公司的中坚力量。大约一半同学跳槽离开了。仔细想想我的同学、校友，我们这一代建设者，夫妻大多数都是单位同事，身在其中，亲历了这个行业的飞速发展，也见过华丽袍子里面的虱子。“年中无休”的加班，居无定所的漂泊，底层劳工的艰辛、工程付款的纠纷……太多的无奈，太多的诱惑，我认识好几位同行最后都移民出国了，也许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同学的下一代中很少有再从事建筑行业的。再来说说我们的老师代表，巫广洲老师。印象中巫老师皮肤黝黑，讲话幽默风趣，非常平易近人。我们入学时，是巫老师用四川话做的专业介绍，告诉我们建筑行业将迎来需求爆发增长的时代，机电专业大有可为。巫老师工程实践经验丰富，给我们讲授《锅炉及锅炉房设备》等课程。在学校时，我记得去过他家一次，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情了，只记得他女儿跟我们差不多大年纪，后来他女儿的婚事却成了他的心病。我们毕业离校前夕，巫老师还在晚上专门来到学生宿舍跟我们聊天到很晚，那是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。我在读研期间跟巫老师通过电话，他在电话里还邀请我毕业后回校任教。任正非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曾在校任职，与学校多位老师都非常熟悉，同我们班主任张健老师是室友。巫老师退休后，受任正非邀请在华为基建部工作过一段时间。我在2010年左右到华为坂田基地参与投标，问起华为员工，那时他已经离开华为了。我们几位同学，包括同宿舍的老杨也去华为找过巫老师，寻求业务上的合作，据说并没有得到特别照顾，可能是华为严格的制度所不允许。巫老师在2019年与世长辞，可惜再也无缘相见了。任正非邀请几位老师见面 ▲
左起：刘武坤、巫广洲、任正非、王新阳
2018年，深圳
我们班主任张健老师也是一位古道热肠的人。我记得放寒假前，他会坐在教室里，拿出自己的存款依次借给我们每一位同学。大家用这些钱可以买一些重庆特产带回家，我就用张老师借给我的钱买过“怪味胡豆”和广柑。张老师还经常资助一些贫困学生，同时还兼顾学生的隐私。当时学校纪律很严，别的班级有因男女生恋爱关系处理不当引发退学的，我们班级一对同学据说在张老师的努力下未受任何影响。在学校时的班级联欢中，每次张老师都带着夫人何老师和孩子一起参加，一家人幸福满满，令人羡慕。我们毕业后回校聚会，张老师还是带着何老师一同出席。中国的建设行业发展已经进入了下半场，新建工程急剧萎缩，适龄劳动力难以为继，各种注册执业制度、安全质量监管制度、ESG披露等制度在逐步完善，对内转入了盘活存量的精耕细作时代，对外必须开发国际市场投资合作，建筑工业化与智能建造成为行业新的趋势。国进民退也好、行业洗牌也罢，商业逻辑今非昔比。希望在日新月异的建筑转型背景下，我的同学、校友以及建筑同行们依然能够与时俱进，把握先机，实现新的辉煌。以此与各位共勉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点 击 下 方 题 目 ▼ 可 阅 相 关 文 章